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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罪案例无罪辩护之辩护词精选(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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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罪案例无罪辩护之辩护词精选(2018年版)》

 

陈彩宜:广强律师事务所·金牙大状刑事律师团队(金牙大状律师网)秘书

 

编者按语:污染环境罪是《刑法修正案(八)》第46条对《刑法》第338条修改后形成的罪名,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

构成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已满16周岁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和单位。在主观方面主要表现为过失,即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可能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后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刑法修正案八》中对于原有规定作出修改,本罪从结果犯演变至行为犯,从过错责任原则到带有严格责任性质的过错推定原则,从过失犯到承认存在间接故意的主观方面。

本罪所侵犯的客体国家环境保护制度。所谓环境保护制度,是指我国《环境保护法》 《水污染防治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以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中所确立的环境保护制度。在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必须违反了国家环境保护的规定,即国家为保护环境所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第二、必须实施了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第三、必须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

 

目录

1、刘晓原:孟某被控妨害公务罪、污染环境罪一案之一审辩护词2015.12.8

2、沈国勇:王某被控污染环境罪一案之一审辩护词2016.9.8

3、汪自勇:赵某被判污染环境罪一案之二审补充辩护词2017.11.27

4、袁骁乐:高某被控污染环境罪一案之一审辩护词2018.1.9

 

正文

 

孟某被控妨害公务、污染环境罪一

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接受家属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孟某妨害公务、污染环境案辩护人,现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依据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判案时参考。

一、关于污染环境罪的指控

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的指控,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污染环境罪不能成立。

(一)废铝灰的数量来源没有调查清楚。

在起诉书中,认定废铝灰重量有两个,一个是70余吨,另一个是319.22吨。

70余吨认定是根据证人赵斌的证言,而319.22吨分别是根据两份扣押清单计算出重量,即如皋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2015年1月20日出具的32吨扣押清单,2015年1月22日出具的277.22吨扣押清单。

32吨、70吨、319.22吨,这三个废铝灰的重量,到底哪个符合实际呢?如果认定是319.22吨,除了70吨铝灰有证人证言外,剩下的249.22吨铝灰没有指控证据。

从被告人孟某家地里和河塘边挖出来的全是铝灰吗?其中又有多少泥土成份?这个并没有做鉴定。而环保局和公安局以前做的只是铝灰成份鉴定。

也就是说,公诉方指控的填埋铝灰到底是多少并没有查清。

(二)是否造成鱼死亡和农作物死亡。

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孟某倾倒的铝灰造成了鱼和农作物死亡。

如皋市环保局在对被告人孟某所作的政府信息回复中称,经过调查并没有认定有鱼和农作物死亡。

在本案证据中,没有鱼和农作物死亡的物证,也没有鱼和农作物死亡与孟某倾倒的铝灰存在因果关系的鉴定结论。

(三)铝灰是否属于危险废物。

海安县环境保护局2015年9月15日对被告人孟某父亲孟高生的举报作出过信访答复,意见中称,经查铝灰未列入危废名录内。

如皋市环境保护局2015年9月24日对被告人孟某父亲孟高生的举报作出过信访答复意见,意见中称,废铝再生铝项目企业环评中一般将铝灰作一般固体废物。

由国家环保部和国家发改委制定,2008年8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没有将铝灰列入其中。这份名录中有一项危险废物类别是HW32无机氟化物废物,具体指的是“使用氢氟酸进行玻璃蚀刻产生的废蚀刻液、废渣和废水处理污泥”。

按照起诉书的指控,被告人孟某倾倒在自家地里的铝灰是赵斌工厂生产的废铝灰,而不是她家开工厂生产的。国家没有将铝灰列入危险废物,她不可能知道这是危险废物。

铝灰是赵斌工厂生产出来的,如果铝灰中加了有毒化工物,这也是赵斌的责任。没有证据证明赵斌告知过孟某铝灰中加了有毒物质,孟某完全不可能明知。

由被告人孟某父亲送检的铝灰(取自于孟某掩埋铝灰地里),经上海化工研究院检测中心、郑州重金属研究中心、国家有色金属及电子材料分析测试中心分别作检测,没有发现铝灰中无机氟化物超标。

(四)上海化工研究院检测中心和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鉴定问题。

马小兵在庭审中作证说,环保局与上海化工研究院检测中心之前是有业务往来,接到举报的第二天,即在2015年12月15日星期一,上海化工研究院检测中心人员就到了现场,当时没有办理委托及缴费手续。在本案证据中,也没有委托协议和鉴定费收据。

本案证人上海化工研究院检测中心工作人员周庆元在当庭作证中回答本辩护人询问时说,他们以前与如皋市环保局并没有业务往来。

由上海化工研究院检测中心出具的现场采样说明(指第二次50份采样),材料封面上写明的委托单位是如皋市公安局,但内容中写明的是受如皋市环保局委托。

第一次对13份样品检测报告和第二次对50份样品检测报告,盖的公章是“上海化工研究院检测中心”,但在检测报告书最后一页“声明”中,写明单位是上海天科化工检测有限公司。该“声明”第一条中称“检验报告无本实验室公章无效”。

在庭审中,证人上海化工研究院检测中心周庆云称,上海化工研究院检测中心是直属上海化工研究院,上海天科化工检测有限公司是研究院的公司,是经过上海市工商部门办理登记的。

如果证人周庆云所说是事实,为何对外出具的检测报告中会出现上海天科化工检测有限公司的“声明”?

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鉴定报告,显然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但不论是上海化工研究院检测中心,还是上海天科化工检测有限公司,这两家机构都没有司法鉴定资质证书,检测人员也没有司法鉴定资格证书。

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技术鉴定报告,是受如皋市环境保护局委托做的鉴定,鉴定对象写的是“从如皋市九华镇九华居34组22号居民房屋周边地下挖出的过去填埋的约32吨疑似危险废物(铝灰)”。

但鉴定材料是依据上海化工研究院检测中心2014年12月22日检测报告,而不是依据自己的采样检测作出鉴定结论。该鉴定报告没有落款公章,没有每页盖骑缝章,不具有法律效力。

上海化工研究院检测中心检测报告存在严重问题,江苏省环境研究院以此作为依据作出鉴定,其结论显然也是错误的。

因此,上海化工研究院检测中心和江苏省环境研究院的鉴定报告,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定案证据采信。

(五)污染环境案调查程序不公。

从起诉书指控和诉讼文书来看,如皋市环保局马小兵等执法人员对孟某夫妇涉嫌污染环境案进行调查并移送公安立案侦查,是在他们的行政执法遭到孟某夫妇妨害之后。

孟某夫妇妨害了马小兵等人的执法被刑拘,之后又由马小兵等人调查污染环境案,这种即使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调查已经丧失了程序公正,因为双方之间有利害冲突关系。对这起污染环境的调查,马小兵等人应该回避。

二、关于指控的妨害公务罪

(一)被告人孟某没有对环保局执法人员使用暴力和威胁手段。

《刑法》规定,妨害公务罪是指使用暴力、威胁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孟某持敲碎瓶底的啤酒瓶威胁民工,但现场视频中没有这样的镜头。

如皋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在2014年12月17日《关于孟某填埋工业固废的环境监察报告》中,详细提到了2014年12月15日下午现场采样调查发生纠纷情况,但没有说孟某手持敲碎瓶底的啤酒瓶威胁执法人员或现场民工。

侦查机关对孟某的询问和讯问笔录中,都没有就孟某是否使用威胁手段询问或讯问过。如果孟某使用了威胁手段,侦查人员不可能不讯问(询问)。在案件证据中,也没有提取到碎酒瓶物证。

2014年12月15日下午,如皋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到被告人孟某家取样带了两台摄像机进行全程录像,九华镇政府工作人员也带了一台摄像机作全程录像,即现场有三台摄像机在拍摄。

从视频证据来看,孟某是同意取样调查,只是不同意把土地全翻挖出来取样。后来双方发生争议,但她没有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调查取样。她没有指使夏明礼去砍环保局副局长,从现场视频录像来看,夏明礼手中拿着 头出来时,问到那个是局长?孟某只是指了一下那个是副局长。夏明礼到了副局长跟前,与副局长发生拉扯,但他没有举刀砍人,就连举刀的动作都没有。孟某在旁边还拉开夏明礼,没有喊夏明礼砍副局长。

(二)马小兵身上执法仪丢失及价格鉴定问题。

视频中看不到马小兵身上执法仪是孟某拉扯丢掉的,当时,被告人夏明礼抓住环保境副局长衣领,孟某站在旁边拉开夏明礼的手。

指控被告人孟某突然从马小兵身上抢下执法仪丢进小河里,只有证人证言。

退一步说,假如就是被告人孟某乘马小兵没防备突然从他身上抢下执法仪丢掉,孟某这种行为,也与暴力和威胁无关。因此造成的损失属于民事赔偿范围。

执法仪的价格到底是多少?价格鉴定说是1900元,但政府采购合同中写明的是2200元。

执法仪购于何时?从政府采购合同上时间看,合同签订是2014年12月15日签订,而这起妨害公务案是发生在当天。当天购买执法仪,当天就用于执法,且不说政府采购审批程序不可能做到,就算能做到,为何当天购买的执法仪,当天被丢进河里灭失了,价格怎么就由2200元贬为1900元了?很显然,要么就是政府采购合同有假,要么就是价格鉴定有问题。

(三)取样调查程序不仅违法且违反常理。

如皋市环保局马小兵等人的调查取样完全不符合法律程序和常理。

马小兵在当庭作证时说,之所以要把地下铝灰全部挖出取样检测,是因为取样检测要求,但他又说不出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据。

这只是取样检测,能取到样品就行。如果从样品中检测出有问题,才要挖出全部铝灰取更多样品作检测。如果检测出有毒性,环保局依法对全部铝灰作处理。

被告人孟某家被他人举报在房屋旁边地里埋有铝灰,环保局执法人员就要翻土地挖出全部铝灰取样做检测,这个取样方法还是第一次听说,好在举报人没有举报说孟某房屋底下埋了铝灰,不然,环保局执法人员还要把房屋给拆了,再挖屋基土地作取样做检测。

环保局和九华镇政府人员到了现场后,孟某承认河塘边堆放的是袋装铝灰,可以挖去取样检测。但马小兵等人也不作任何专业方面解释,就要强行把房屋旁边土地全部挖出取样。在这种情况下,孟某也没有使用暴力、威胁方法,只是用言语交涉要求他们拿出法律依据。

从视频中看,九华镇政府带来的包头工,态度蛮横,故意激化矛盾。警察早就到了现场,却不做劝解工作,而是袖手旁观。

环保局为一个取样调查,请来九华镇政府领导和工作人员,带来十几个民工,动用挖掘机挖土调样,实在是罕见。

但环保局在对孟某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回复称,参与调查取样的没有政府人员,这显然是公开说谎。

2014年12月15日取样调查,从视频资料中看,一开始是民工带着工具开挖,随后调来挖掘机,并不是环境监测人员取样。

《环境监察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从事现场执法工作的环境监察人员进行现场检查时,有权依法采取以下措施:(一)进入有关场所进行勘察、采样、监测、拍照、录音、录像、制作笔录。

按照这个办法规定,只有环境监察人员才可以进入现场采样,而其他人员是无权进入现场进行采样。

在这起指控的妨害公务罪案中,没有环保执法人员、九华镇政府工作人员和民工受伤。即是说,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后果。

现场视频证据,充分证明环境局执法人员和九华镇政府在场工作人员以及他们雇佣而来的民工,在侦查机关所做的证言是不属实的,被告人孟某没有使用暴力,也没有使用威胁方法,妨害环保局执法人员违反取样程序的“执法”。

被告人孟某阻拦环保局人员开挖土地取样调查,这也只是一般的妨碍公务行为,并没有严重到犯罪的程度。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被告人孟某和夏明礼污染环境罪案,完全是选择性执法和报复性执法,辩护人这样说,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依据的。

从本案证人证言来看,是赵斌将70吨铝灰运送给孟某处理,赵斌给了处理铝灰费8000元,如果孟某填埋铝灰行为,构成了环境污染罪,越斌就是主犯。但至今执法机关没有追究赵斌法律责任。

2013年夏天时,本案证人夏立斌向环保局举报过孟某家把铝灰堆放在小河塘边,还说造成了鱼和农作物死亡。

环保局接到举报后,马小兵等执法人员到过现场,没有取样做检测,只是要求孟家将铝灰埋进土里。

那么,在事过近一年半后,到了2014年12月14日,环保局又说接到了电话举报。

按照马小兵在当庭作证时的说法,接到匿名举报后就到了被告人孟某家中调查。

在本案证据中,有环境局的举报登记,举报内容中说孟某家房旁地下填埋了铝灰,没有说引发了环境污染事故。

辩护人查了日历,发现2014年12月14日是星期天。马小兵在当庭作证时说,法定节假日他们是休息不上班。

举报的不是突发的环境污染事故,举报当天又是星期天,马小兵说法定节假日还是休息。

马小兵怎么就立即带领执法人员赶到了孟某家中调查?

第二天,即2015年12月15日星期一,又叫来了九华镇政府领导和工作人员,还叫来两个人大代表作见证,并调来挖掘机开挖铝灰。环保人员的执法,为何如此之高效?

更让人奇怪的是,2014年12月15日开挖取样时,上海化工研究院检测中心人员就到了现场。这有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石永红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以及检测人员周云当庭作证的证言为证。

辩护人据此认为,环保局人员到孟某家查铝灰并不是有人举报,而是环保局早就安排好的,否则的话,上海化工研究院检测中心人员,不可能这么快就赶到。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孟某夫妇污染环境案发生后,孟某的父亲孟高生就如皋市九华镇和海安县等几个地方在路边、河边倾倒铝灰问题,分别向如皋市环保局和海安县环保局作了实名举报,还附上了拍摄的现场照片和视频。

但这些实名举报,并没有引起如皋市环保局和海安县环保局重视,执法人员更没有去现场作取样调查。举报的问题,至今没有查处。

起诉书认定,赵斌将70多吨铝灰给了被告人孟某处理,且给了8000元报酬。

如果孟某夫妇构成污染环境罪,按照《刑法》“两高”办理环境污染案件的司法解释,赵斌同样构成污染环境罪,且赵斌还是共同犯罪中的主犯。

为何如皋市公安局会以取保候审放过赵斌,而不将他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原因就在于办这起污染环境案,并不是出于公正执法,而是为了打压孟某为父亲维权活动。

公诉人在法庭上多次说,执法机关对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行为都是依法查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执法公平公正,不会搞选择性执法,不会搞报复性执法。

那么,为何执法机关对孟某家就要严格执法,而对生产铝灰且违法处置铝灰的赵斌就不依法严格追究?这难道不是选择性执法吗?

如皋市环保部门只查被告人孟某一家,这有另一个原因。被告人孟某的父亲孟高生,在如皋市有一个铝锭加工作坊,后来厂房被强行拆毁,人被殴打致伤,造成经济损失上百万元。

被告人孟某站出来为父亲维权,起诉不作为的如皋市公安局和九华镇政府,甚至还起诉过江苏省公安厅,打了很多场行政和民事官司,仍然无法得到合理赔偿。孟某为父亲维权活动,因此惹怒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以至环保部门出面查处她家以前填埋铝灰问题。

这起案件之所以由如皋市指定给海安县办理,也正是因为被告人孟某和家人的控告,如皋市公安局为了避嫌,在侦查取证完毕后,才将案件报请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

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孟某犯污染环境罪、妨害公务罪,不仅事实没有查清,且指控证据不足,是明显的选择性和报复性执法,请求法庭依法宣判被告人孟某无罪释放。

 

辩护人: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

刘晓原

2015年12月8日

 

 

 

王某被控污染环境罪一案之

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指派沈国勇律师担任王某的一审辩护人,现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虽然王某本人当庭表达了认罪的愿望,但辩护人认为,本案指控王某犯污染环境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一、王某主观上并不明知空试剂瓶是危险废物

法律上的明知,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辩护人将从这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关于是否知道的问题。纵观全案,王某从来没有讲过自己知道空试剂瓶是危险废物:(1)2015年8月3日、8月4日的第一、第二份笔录中,侦查人员只是问事情经过,没有问王某知不知道。(2)8月17日第三份笔录中,侦查人员问王某是否知道这些试剂瓶应由专门资质的公司处理,但也没问知道不知道空试剂瓶是危险废物;(3)8月25日、9月3日第四、第五份笔录中也没问。(4)11月18日第六份笔录中,侦查人员问:金某为什么让你联系大地维康和立佳公司?王某答:金某知道试剂瓶是危险废物才让我去联系的。还有金某想问问处置费用到底是多少。这份笔录从字面看不太有利,但是刚才在法庭调查阶段王某已经解释过了,这是她在案发后回答侦查人员时回过头去看这件事才做出的一个猜测,自己当时并没意识到这是危险废物。(5)11月24日第七份也是最后一份笔录中,侦查人员问王某:你认为空试剂瓶是什么垃圾?王某答:试剂废液是危险废物,但是不明确这种瓶子是不是危险废物,直到公安机关刑拘我以后才知道。

综上,目前的证据尚不能直接认定王某知道空试剂瓶是危险废物。

(二)关于是否应当知道的问题。2013年3、4月份王某偶然发现公司4号楼后边的院子里有几箱空试剂瓶,她当时认为不能把这些空试剂瓶直接扔掉,于是进行了制止,并向主管领导金某进行了汇报。对于当时的想法,王某在11月18日的笔录中(补1p3)这样讲到:我马上想到这样处理(直接扔掉)肯定是不妥的,万一玻璃瓶扎人也不好的,说实话,当时没有想到污染环境这一层”。

后来金某让她联系大地维康和立佳公司询问回收价格,以及联系采购部询问供应商是否回收等,客观地讲,王某已经认识到这些空试剂瓶不能随便和生活垃圾扔掉,应该由相关单位进行回收。但是这种认识水平还没达到已经知道空试剂瓶是危险废物的程度。在中国环保教育缺位的大背景下,中国人的环保意识普遍都不强,如果不是这些年办了几个污染环境的案子,说实话我也不了解危险废物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更别说像王某这样只是在公司上上班的工薪族了。有时候我们可能认识到某些垃圾具有污染性,但是并不一定就会认识到它的污染性会这么强甚至是危险废物。王某的领导金某在笔录中也说过:“公司当时对空化学试剂瓶没有规定如何处理,当时环评报告也没有要求”(3p394)、“我不清楚化学试剂空瓶是不是属于危险废物”(2补1p11)。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这些年来XX公司的多个环评报告以及政府环保部门的审批意见,都没有指出空试剂瓶是危险废物,也没有指导XX公司该如何处理,说明专业机构对于这块的认识也是不到位的。XX公司是一家生产型企业,只能根据环评报告的要求来处理相应的垃圾。如果说环评报告上有这样的要求而王某故意不遵守,那么可以推定她具有法律上的过错,并进一步追究她的责任;但是环评报告都没有写明的事项,法律又怎么能如此高标准的要求王某主观上应当知道并把法律责任强加给她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怖之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王某。

综上,目前的证据也不能推定王某主观上应当知道空试剂瓶是危险废物。

二、起诉书指控王某非法处置空试剂瓶的数量事实不清

起诉书指控王某自2011年4月至2015年5月非法处置空试剂瓶108吨,这是不正确的。

(一)王某的岗位职责只是负责公共区域的保洁、宿舍管理以及生物垃圾和废液出场登记,不包括对空试剂瓶的处理。2013年3、4月份王某发现空试剂瓶之前,她根本不知道空试剂瓶的事,也不知道空试剂瓶是和生活垃圾一起处理的。犯罪行为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否则就是客观归罪,辩护人认为在2013年3、4月份之前即使公司存在非法处置空试剂瓶的情况,该部分也与王某无关。

(二)根据王井秀的笔录(2p165),其于2014年3月至7月在古墩路的制药厂拉过6、7车试剂瓶,即最后去拉是在7月份。另,2014年9月17日,XX公司就与立佳公司签订合同,将空试剂瓶交由立佳公司处理,在此之后都是合法处置,因此2014年7月份之后的部分应予扣除。

(三)本案据以认定非法处置数量的证据不合法。根据案卷材料,控方依据XX公司提供的电脑收发数据来认定非法处置的数量。刚开始XX公司提供了以毫升计量的试剂使用量,后又根据公安机关的要求折算成瓶子的数量,再根据一个瓶子多少重来折算成吨数,这种计算方法在刑事案件中是非常不严肃的,也是不合法的。

1、在电子数据应该如何提取的程序性规定上,2014年两高和公安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有明确的规定,如应当由二名以上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侦查人员进行,应当封存原始介质等等,本案由XX公司自行提供电子数据不合法。

2、即使把收发数据清单作为书证,最高院刑诉法司法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是否与原物、原件相符,是否由二人以上制作,有无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以及原物、原件存放于何处的文字说明和签名”;本案中只有XX公司的公章,没有取证人及提供人的签名和说明,也不合法。

3、根据试剂使用量折算空瓶重量,由于涉及到具体的换算方法,也应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由XX公司自行折算也是不合法的。

(四)起诉书统计数据建立在所有的化学试剂全部是500ml玻璃瓶装的基础上,这一前提假设不成立。

1、根据XX公司仓储部高级主管茹屹的询问笔录:“XX公司收发数据是按照现在用玻璃瓶装的试剂进行统计的”(散卷),收发数据中磷酸、氨水等5项数据首页也注明“目前是玻璃瓶”,由此可见,统计时间内实际全部为500ml玻璃瓶装仅仅是一种推测。

2、XX公司生产部的周某某在2015年7月31日的笔录中(4p740)讲到,公司使用的试剂瓶“有塑料的和玻璃瓶的,塑料的大的小的都有的”。采购部经理陈杰栋在同日的笔录中(4p760)也讲到,“化学试剂有固体的液体的,有的是装在玻璃瓶里的,固体全部装在塑料瓶里的”。

3、此外,根据辩护人的了解,使用量最大的无水乙醇,是可以使用塑料容器进行包装的,且市面上也确实有塑料容器装的无水乙醇出售。同样为500ml的规格,塑料瓶的质量仅为几十克,而相同容量玻璃瓶重达300多克。如果计算期间内,XX公司购买的化学试剂中有塑料瓶装,那么最终试剂瓶的总质量可能远远低于现在的计算结果。

4、起诉书表述王井秀场地上查获的化学试剂瓶27吨左右,其中从XX公司收购的就有26吨左右,也缺乏依据。根据余杭区环保局案件移送函(6p991),当时场地上有一部分试剂瓶是嘉兴学院的,且经估测,试剂瓶约10吨左右,医疗废物约50吨。

综上,认定王某非法处置空试剂瓶108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三、认定空试剂瓶是危险废物证据不足

余杭区环保局于2015年6月2日出具《关于危险废物的认定》(8p1367),原话这样表述“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研究开发和教学过程中,化学和生物实验室产生的废物,含有或直接沾染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物、容器等均属于危险废物,废物类别为HW49,废物代码分别为900-047-49和900-041-49,危险特性均为T/C/IN/I/R,因此废弃化学试剂瓶应认定为危险废物。”

辩护人认为该《认定》断章取义,混淆视听,理由有:

(一)把900-047-49和900-041-49两个危废的种类放在一句话里表述,且中间用逗号,本身容易造成语义上的混淆。900-047-49是指生物垃圾,XX公司已经依法处置,与本案无关。本案的关键在于空试剂瓶是否符合900-041-49的规定。

(二)900-041-49是指“含有或直接沾染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物、容器、清洗杂物”,试剂瓶属于容器,这一点没有错;但是试剂瓶里含有或沾染的试剂是否全部或部分属于危险废物,则不明确。辩护人仔细研究了《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规定,发现本案涉及的14中试剂并没有直接被列入危废名录,因此本案构罪的前提不成立。辩护人分析,环评机构之所以在环评报告中没有将空试剂瓶列为危废,于当前国家规定不明有关。

总之,空试剂瓶是否危废,前提是要看所装的试剂是否属于危废,以及瓶中是否有残留。本案目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四、本案给人的思考

王某原来在大华科技上班,收入高但是工作忙,为了更好地照顾女儿,她放弃了高薪的职位,来到XX公司上班,图的就是压力不要太大。王某在XX公司的收入并不高,刚开始3000多一个月,后来涨到4000多,在杭州地区属于中低收入,虽然叫行政主管,但只是虚名,下面没有一个兵,活都是她自己干的。刚到XX公司时,说好的工作内容就是共同区域的保洁和宿舍的管理,后来临时把生物垃圾和废液的处理登记工作交给了她,但也仅仅是登记一下,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工作还有污染环境的法律风险。

2013年发现空试剂瓶后,她及时把情况向主管领导进行了汇报,还根据领导的要求与采购部联系寻找回收空瓶的人员,根本没有多去考虑是否存在不利的法律后果,所做的一切都体现了一个普通员工的认真和负责。王某在XX公司工作3年多,期间从来没有接受过有关环保知识的培训,她只知道生物垃圾和废液是要专门处理的,对其他垃圾的危害程度真并不了解,而且她也没有因为联系了回收空瓶的人而涨工资,并没有因为本案而谋取额外的利益,这与一般的污染环境案中很多当事人是出于谋利目的有本质区别。如果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我们如果是她,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就一定能比她做得更好吗?也许比她还不如。

此外,环评机构和政府环保部门对于本案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空试剂瓶是否属于危险废物,你们作为专业机构和政府主管部门都不搞不清楚,XX公司和王某又怎么可能搞得清楚?现在出了事就上纲上线刑事立案、抓人,而且一关就快一年了,这种处理方式对当事人及其家庭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也有违法律的公平原则。杭州地区从事试剂研究的公司相信不止一家,体检机构也很多,过去几年他们的空试剂瓶难道都是交给立佳公司处置的?是不是也是扔掉了?有没有同样被追究刑事责任?要查清楚这一点并不难,只要去立佳公司调取一下处置记录即可,辩护人保留向公安机关举报这些公司的权利。根据《杭州市余杭区环境保护局案件移送函》,2015年6月1日余杭区环保局在对崇贤接到沿山村水洪庙203号出租房医疗废物收购点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现场有嘉兴学院生化学院的废弃化学试剂瓶,这一方面说明了其他单位对试剂瓶的处置也是不规范的,这是一个普遍现场,原因就在于前几年国家对这一块的规定不够明确;另一方面辩护人想问的是,到目前为止公安机关有无对嘉兴学院生化学院相关责任人员刑事立案?如果本案王某构成犯罪,那么检察院将来是否要对嘉兴学院立案监督?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仅仅追究王某等人的刑事责任是不公平的。

五、对本案的处理意见

辩护人认为目前证据不足以认定王某构成污染环境罪,希望法院能对案件尽早作出裁决,如果案件处理完毕还需要一段时间,则建议先对王某取保候审。理由有:

(一)即使构成犯罪,王某也是电话通知到案可以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王某只是把空试剂瓶交给回收人员,没有直接污染环境,属于间接处置,根据《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即使构成犯罪,也是与直接处置的人员构成共同犯罪,且地位作用较小,可以认定为从犯。

(三)王某家庭情况特殊。与其前夫已于2014年离婚,婚生女10岁由王某抚养,案发后王某被羁押至今,无法照顾女儿,目前王某年迈的父母过来照照看外孙女,但也只是临时性的,据他们反映,女儿整天在家喊着要见妈妈。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让她们母女早日团聚更能体现法律的社会效果。

以上是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希望合议庭采纳!

 

 

辩护人: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

沈国勇

2016年9月 8 日

 

 

赵某被判污染环境罪一案之

二审补充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合议庭:

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赵某的委托,指派我们作为赵某、王某亮、谢某学涉嫌污染环境罪一案被告人赵某的一审、二审辩护人。现在一审发表辩护意见的基础上补充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并希望予以采纳。

在本案一审中,辩护人发表了被告人赵某在其具体实施的行为中并无罪过形态,依法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在二审中,辩护人根据一审、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结合相关法律的规定,仍然坚持这一意见,坚持认为上诉人赵某的行为依法不构成犯罪,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应当依法宣告被告人赵某无罪或免于刑事处罚。现根据一审、二审审查查明的案件事实和案件的争议焦点,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评议案件时参考并希望予以采纳。

一、本案上诉人赵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过失是本案非常关键争议的一个焦点,辩护人认为,上诉人赵某并不具备犯罪的过失形态,依法不构成犯罪

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赵某犯污染环境罪依据的事实认定是上诉人赵某“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擅自离开,导致现场无人值守”,辩护人在此认为,该认定无事实依据和法理支撑,系案件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根据一审审查查明的案件事实显示,赵某作为企业生产保障部副部长,由于在公司中具体分管很多项工作,其在安排本案另外两名上诉人王某亮、谢某学将沉淀池里面经沉淀后的水排放至应急池内,在现场确定排放正常后才离开排放现场。造成生产废水外排的事件是由于王某亮、谢某学在进行排水作业的过程中接受其他人的其他工作安排,王某亮、谢某学并没有立即终止排水作业所致,系其他因素的介入加上王某亮、谢某学的过失导致,与上诉人赵某正常安排工作的行为并无必然的刑法上的因果联系。

同时,根据一审、二审审查查明的案件情况来看,由于排放水到应急池这样一行为并不需要参加排水者特殊的资质和技能,加之这样的工作王某亮、谢某学之前也操作过很多次,工作中也非常认真负责,并未出现过差错,故上诉人赵某通过在现场确认排水正常、无任何异常后结合王某亮、谢某学二人的平时工作表现得出排水不可能出现任何问题的判断后离开现场,其对排水过程中因王某亮、谢某学未停止排水、也未报告即离开现场,导致生产废水外排的事件没有预见的可能性。根据《刑法》第十五条“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于发生这种危害结果的,是过失犯罪”的规定,由于上诉人赵某在此过程中无法预见到会发生因为排水人员会在未终止排水、中途离开导致生产废水外排的事件,也没有预见该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发生会突然的能力。而且本案中,公诉机关也未能出示相关证据证明赵某在此过程中“有能力预见而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了因为轻信能够避免”,因此,上诉人赵某由于不具备预见的能力和可能,无刑法规定的“罪过”的表现形态,在此过程中并不存在故意或过失的犯罪形态。

而且根据  根据《刑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我们不难得出过失犯罪由于在实施犯罪之前不可能有意思联络(过失不存在共同犯罪)结论,因此过失犯罪往往只对具体实施该行为的人进行处罚,而刑法条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中的“自己”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即:我们只能对我们自己的行为有预见性,也只能对我们应当预见的我们自己的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负责。因此,根据过失犯罪的立法本意,本案也不应当将并未具体实施排水的管理人员赵某以过失犯罪论处,如勉强将上诉人赵某定罪量刑,有违“罪刑法定”之嫌。

虽然根据公诉机关指控的逻辑来看,上诉人赵某作为具体负责环境保护(生产废水排放)的管理人员,其在安排王某亮、谢某学进行排水作业后,应当时时在旁监管,不应该“擅自”离开,且事后也未对排水工作的开展进行进一步的监督检查,其未履行好监督管理的职责,在此事件中存在一定的过失,与王某亮、谢某学的行为形成共同过失行为,因此,应当以王某亮、谢某学涉嫌的污染环境罪一并定罪处罚。

这样的指控逻辑看似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重大的逻辑缺陷,即在本案中如何区分本案上诉人赵某的过失与王某亮、谢某学的过失。赵某的过失根据指控逻辑“未在现场值守”,这显然与工作实际和生活实际不符,做出这样的要求也难以让公众接受;赵某的过失在于“未在现场值守”、“擅自离开”,赵某作为企业的行政管理人员,分管很多项工作,如果其中这项工作要求其全程参与、全程值守,那么必然导致在其他分管工作上的失职渎职,且在这里赵某排水现场的指挥者,即为现场的最高领导者,其要离开,该向谁请示汇报,如不需要请示汇报即可离开,何来“擅自离开”之说。

在本案中,王某亮、谢某学在接受赵某指令进行排水作业后,原本应该一直在排水现场,确保排水作业不出现任何问题,直到该项工作结束为止。但由于他们在排水过程中接受了其他人的指令擅自离开现场,另行开展工作,由于疏忽大意而未能立即终止排水作业,造成生产废水外排导致污染环境事件的发送,王某亮、谢某学行为确实存在一定的过失。因此,王某亮、谢某学的过失行为是本案导致污染环境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而上诉人赵某所谓的过失仅是监管上的不到位,并非本次污染环境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赵某在污染环境事件上并无过失。如果硬要说赵某的行为存在一定的过失,其过失在于事后监督上的不尽职,也并非在排水过程中的过失。即便上诉人赵某的行为涉嫌犯罪,也应当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本案污染环境是否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来根据其具体实施的行为进行处罚。公诉机关指控上诉人赵某存在“过失”犯罪,是把管理者和具体操作者看成一个整体,突破了《刑法》关于“过失”犯罪的规定,也突破了“过失”犯罪不可能具备成共同犯罪的犯罪形态的法理。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赵某“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擅自离开,导致现场无人值守”的认定系案件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辩护人认为,上诉人赵某在王某亮、谢某学接受其他工作安排、在未中断排水的情况下擅自离开排水现场,过失导致生产废水外排的事件中,主观上无过失,客观是也积极履行了一名生产管理者的人员的选任、安排、现场指导、监督检查职责,不存在过失。虽然王某亮、谢某学的过失行为确实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后果,但该后果非上诉人赵某主观所能预见,赵某在此事件中无过失的罪过形态,其履行职务有瑕疵的行为并不当然构成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和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辩护人认为上诉人赵某的行为依法不构成犯罪。

二、本案由遵义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出具的《监测报告》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是否应当采纳是本案的另一个争议焦点

在本案原审中,我们辩护人也详细列明了由遵义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出具的《监测报告》存在委托单位、鉴定检材的提取、报告的出具等方面均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要求,关键证据存疑,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应当根据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予采纳。

虽然在本案二审过程中,依法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员提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第二款“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应该对《监测报告》予以采纳的意见,但辩护人认为:该条规定的仅是“可以”,也就是说这些证据可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必须符合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要求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在确保公平公正的情况下才能具备相应的证明效力。而本案由遵义环境监测支队制作形成的多份书证、鉴定意见并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要求和立法本意,因此,辩护人认为,该证据不应当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使用。

由于本案足以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存疑,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本案无法做到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依法宣告上诉人赵某不构成犯罪。

虽然本案确实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危害,造成了污水的外排,但鉴于排放的泥水多数还停留在墙外水泥沟内,公司已及时按执法人员的要求安排工作人员进行收集处理,把环境损害控制到最低程度的特殊情况。且本案中生产废水外排的量也比较小、外排的土地由于历史原因已被上诉人赵某所在企业进行征收,加之由于新浦新区开发的原因,上诉人赵某企业所在的区域将进行大面积开发,企业也准备在全面搬迁之前对企业前期历史原因导致污染了的土地进行处理。同时,上诉人赵某也接受了企业的行政处分,根据刑法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从行为本身造成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角度,从教育行为人以及社会的角度、从利于行为人改造的角度、从维护社会和谐的角度,本案对过失导致造成污染环境的行为不进行刑事打击也能起到很好的教育效果和社会效果。

最后,辩护人想就本案发表辩护人的一些看法和理解:

尽管我国在近些年来平反了多起冤假错案,受到社会积极评价和期待,但根据中国法律年鉴显示,无罪判决率仅为千分之一。而我们作为辩护人为何在如此低的无罪率的基础上坚持为上诉人赵某做无罪辩护,是有着事实基础和法律基础,而且今天在法庭上的上诉人赵某大家都看见了,一个年近50岁的中年男子,为企业辛苦奋斗了大半辈子,如果法庭真的确认他有罪,他所面临的将是失去工作,将离开其为之奋斗打拼二三十年的企业重新开始,他的人生、他的家庭将会发生巨大的改变,这样一个原本勤奋踏实的工人,从此极有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因为在座的都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哪怕最轻微的错误的有罪判决,都有可能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沉重的打击,伤害司法的权威和公正。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也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以期逐渐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全面提高刑事案件办案质量,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我们希望法庭能慎重考虑辩护人的辩护观点,根据本案的案件事实,给与上诉人赵某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

同时,也希望尊敬的合议庭的全体法官,相信你们在光荣脱下身份那件神圣的法袍时,回想你们光辉的职业生涯,在你们脑海里留下、你们的良知判决多少人有罪,让多少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是你们运用你们的智慧,依据你们内心深处的良知,凭着你们对法律的尊崇与信仰,帮助了那些不该被追诉的人洗清了冤屈,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此致

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辩护人: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

汪自勇

2017年11月27日

 

 

 

高某被控污染环境罪一案之

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

浙江诚鼎律师事务所接受犯罪嫌疑人高某近亲属委托,并经其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其涉嫌犯污染环境罪一案的辩护人,经多次会见当事人、认真阅卷分析、收集相关资料,为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现提交如下辩护意见。

一、起诉意见书引用的标准不当导致认定本案污染物总锌含量超标十倍以上的结论错误

起诉意见书认定超标十倍的依据,显然是乐清市环境监测站所作的监测报告。该报告以《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1、表 4 (一级)为评价标准,结合废水槽(即一号水池)所取水样的总锌含量为48.4mg/L的监测结果,得出超过2.0mg/L的限值十倍以上这一结论。

辩护人认为,监测报告以该标准作为本案评价依据存在不当,具体理由如下:

(一)《污水综合排放标准》是针对水体污染设立的标准

环境污染主要体现于其对受体的可能污染危害或实际污染危害,而不是其污染物含量多寡,换言之,相同含量的污染物对于不同受体的污染危害并不相同。但在污染环境犯罪司法实践中,却存在一种认识误区,即认为只要查明污染物含量达到立案标准且向外部环境排放,就构成犯罪,忽视了标准本身,就是基于不同受体对同一污染物可能导致的危害存在区别而作出的分类设定。因此,标准选择的前提,是受体的确定。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第一句即阐明了为“控制水污染”而制定本标准。标准第2条规定:“本标准按照污水排放去向分年限规定了69种水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及部分行业最高允许排水量。”第4.1条“标准分级”则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和《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的水域分类,以及是否排入“设置二级污水处理厂的城镇排水系统”,分别设定了对应的标准级别。以上表明,《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仅适用于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情形,且标准分级未包含向地下水排放的情形。

本案中,犯罪嫌疑单位乐清市振海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并未向污水管道排放,而是通过渗漏的方式向土壤排放。故不存在适用《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前提,而应该适用《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修订)》(GB15618-2008),该标准表3“土壤无机污染物的环境质量第二级标准”对各类染污物根据受纳土地性质,即农用地、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工业用地四种情形设定了不同的界值,其中工业用地对应的界值为700mg/kg。因此,要查明本案是否存在土壤污染,必须对废水池底土壤进行采样监测。

(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仅适用于第二类污染物且受体为Ⅲ类水域(划定的保护区和游泳区除外)和二类海域

即使本案仍适用《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由于总锌属于第二类污染物,故向Ⅲ类水域和二类海域排放是采用一级标准的前提。依照现有证据,显然无法认定以上前提,而如果适用二级标准的5mg/L,则本案尚未达到超标十倍的构罪条件。因此,监测报告直接适用一级标准,无论从水体或土壤的受体区别,还是从一级或二级的标准选择角度看,均属不当。

二、本案不符合以逃避监管方式排放有毒物质而直接定罪情形的适用前提

2017年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第一条第(五)项规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属于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的“严重污染环境”情形。该条容易造成一种认识,即无论受体是水还是土壤,也不管污染物是否超标,只要以偷排方式污染环境,即构成犯罪。

(一)以渗井、渗坑等方式排污的语境从来都是与地下水污染相联系

早在1975年时,《环境保护》就刊文指出,“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不顾人民死活,随地开挖渗井、渗坑、渗沟,排放各种有害污水和工业废水,严重污染地下水源,对人民健康造成很大危害。”百度搜索“渗井”、“渗坑”、“地下排污”,命中结果正文中基本上涉及地下水污染。

2008年施行的《水污染防治法》第一次将“私设暗管或者采取其他规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和“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纳入法律禁止范畴。

2013年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废止)首次将这一排污方式纳入刑事犯罪范畴,即第一条第(四)项规定的,“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2017年两高解释沿用上述规定,仅作字面变动。

由上可知,两高在解释条文当中,虽然没有指明造成地下水污染,但该规定显然来源于《水污染防治法》,而后者针对的是水体污染而非土壤污染问题。

(二)相同的污染物对于地下水、地表水和土壤所造成的危害完全不同

以总锌为例,《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14848-93) 根据五类水质量指标而对应的界值为≤0.05、≤0.5、≤1.0、≤5.0、>5.0(ml/L);《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对应的界值为0.05、1.0、1.0、2.0、2.0(ml/L);而在《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修订)》(GB15618-2008)中,四类用地对应的界值却高达150-300、500、700、700(ml/KG)。可见,地表水与地下水对污染危害的允许值相近,但水体与土壤的允许值却相差极大。如果对污染受体不加区分,只要实施逃避监管的偷排行为即定罪处罚,不仅违背科学,也有失公允。

(三)以逃避监管方式排放毒害物质存在行政处罚的可能性,不宜一律入罪

《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规定了“私设暗管”、“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或者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或者其他废弃物”等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内容。如果机械理解适用两高解释,将逃避监管方式排放毒害物质一律定性为犯罪,将导致行政违法责任完全被刑事责任替代,有悖于刑法的谦抑准则。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我国农村地区,生活污水向地下排放极为普遍,而生活污水中含有大量病原体,如果机械套用上述解释规定,则刑法的打击面之大将有多么可怕。

综上所述,辩护人向贵院提出二点建议:第一,查明涉案工业用地地下水分布状况,以便分析确定渗漏含锌废水是否足以危害地下水;第二,如无法排除本案未危及地下水的合理怀疑,则对废水池底部土壤作采样监测,并依据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判断是否达到构罪标准。

谢谢!

此致

 

 

辩护人:浙江诚鼎律师事务所

袁骁乐

2018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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